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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17 03:42 来源:搜搜百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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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片一经播出,在海外引起广泛热议,激起了无数外国人对中国新时代的探究热情。调研中,各调研组注重统筹结合,对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,深化开展“党员积分制管理”试点、创建“五好党支部”、党员爱心互助工程等机关党建创新工作情况一并进行了督查指导,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稳步推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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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深刻理解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,深入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。

  近期,按照省委组织部统一安排部署,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开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调研活动。

  市政协副主席,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、市人才办主任朱晓琳,市纪委副书记、市监委副主任周樱,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网信办主任王德生,分别就具体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短短几年,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时提出,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密集出台,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推出,一系列重大工作务实推进,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,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终于办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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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结合中纪委查处的安徽省“陈树隆、杨振超、周春雨案”以及省部分领导干部严重违法违纪案例,教育警示党员干部受警醒、知敬畏、明底线。

  张建东同志在活动中要求:机关党的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心来谋划、抓落实,主动将2018年重点工作与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、与精准扶贫相结合,服从改革大局,在全市机关党的工作中抓住重点、抓出亮点,始终走在市直机关前列。

  正是基于这样的重大判断,我们党才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,开创了今天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。”这四个“不容易”,提醒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必须始终坚定信仰、牢记初心,以应对“四大考验”、克服“四种危险”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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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作风建设,坚持求真务实久久为功坚持以上率下,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细则成果,认真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,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作风。


来源: 澎湃新闻

编者按:夏志清、夏济安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学者,他俩生长在战乱年代,49年后迁移海外,即便在美国也各自居住在东西海岸。2013年底,夏志清先生去世后,遗孀王洞女士开始整理夏先生文件,共整理出兄弟两人的通信612封。这612封信起自1947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,终于夏济安2018-10-17脑溢血过世前,时间横跨18年,从未间断。学者王德威谈到这批信件说:“由于战乱关系,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。夏氏兄弟1947年以后各奔前程,但不论身在何处,总记得互通有无,而且妥为留存。此中深情,不言可喻。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,家庭琐事、感情起伏、研究课题、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。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,却是大历史‘惘惘的威胁’。”

在整理出这批信件后,在王洞女士的监督下,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对这些信件打字编注。2015年是夏济安先生逝世50周年,《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》陆续在台湾出版,大陆版即将由活字文化出版。本文系夏志清的夫人王洞女士为《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》所作前言,回顾了两兄弟的成长、求学和学术生涯,由活字文学授权澎湃新闻使用。


《夏志清 夏济安书信集》(卷一、二)书影

(一)

志清晚年的愿望是发表张爱玲给他的信件及他与长兄济安的通信。

2018-10-17深夜,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鸡汤,鸡汤从鼻子里流出,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协和医院(St.Luke’sHospital)急诊室。从我家到医院,只需过一条马路,所以我们是走去的,以为很快即可回家。等到清晨七点,志清口干肚饿,叫我回家给他拿热水和香蕉。不料等我回到医院,他床前围了一群医生,正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很大的管子往他嘴里塞,让他用机器呼吸。原来护士给他吃了优格(yogurt),掉进了肺里,即刻不能呼吸。这管子上头有一个大球,放在嘴里很痛苦,放久了可使病人失声,后来就在他脖子上开了一个小口,插上通气管,志清即不能说话。

有一阵病危,他向我交代后事,用笔写下保存张爱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,希望庄信正来替他完成心愿。信正是济安的高足,也是张爱玲最信赖的朋友,自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志清经过六个月的奋斗,居然取下了通气管,能吃能喝地回到家里,可是不良于行,精力大不如前,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》只得在他监督下由我完成,于2012年《联合文学》出版。

2013年志清进出医院频繁,他每日念叨着要整理哥哥的信,我去医院、疗养院看他、陪他吃饭,替他刷牙,不等我离开,他已经睡着了,没有机会让他读信。不幸在2018-10-17傍晚,志清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,出版志清与济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。

济安早在2018-10-17因脑溢血病逝于柏克莱(Berkeley),志清带回济安所有的遗物,包括他们的通信、邮简及明信片。济安自2018-10-17起给他的信有352封,珍藏在一个绿色的铁盒子里,放在他书桌底下,预备随时翻阅。他给济安的信则分散在四个长方形纸制的文件盒子里,放在我们的储藏室,也有260封,共有612封。如要全部发表,需输入计算机,外加注释,是一件耗费时日的大工程,如选一部分发表将失去连贯性。我选择了前者,若要信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打字上,实在难以启齿。

我没有找信正,预备自己做,7月间买了一台苹果计算机,想利用它的听写功能把信念进去。没想到这苹果智慧不足,听不懂我的普通话,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词用语。我只好改用键盘操作,先把信文输入,再加上“按语”,如此费时两周,才做完10封信,按这样的进度,估计得花上五年的功夫,才能做完这些信件,太慢了。我就请王德威教授给我介绍一位可靠的学生打字,把信文输入计算机。德威盛赞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水平,推荐由季进教授领导,参与信件的编注。

2004年季教授曾访问过志清,事后写了一篇名《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——夏志清访谈录》登在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杂志上。志清看了很喜欢,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学者倍加赞许。德威将这篇专访收录于《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》(联经出版公司,2010)。志清大去后,季教授也应《明报》邀约,写了一篇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——怀念夏志清先生》的悼文,对志清的著述有独到的见解。2008年季教授曾请德威和我到苏州、镇江、无锡游玩,共处三日,我和季进也变得很熟了。我写信给季进,请他帮忙,他一口答应,承担起编注的重任。

德威计划在2015年4月为志清在中研院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,希望在会前先出版一部分书信,我就选了前121封信,由志清乘船离沪来美至济安离港赴台。在这段时间,国共内战,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退守台湾,毛泽东成立了人民政府。多数知识分子及人民向往共产政权,济安却毅然离开北平飞上海,乘船至广州,落脚香港。济安在信里,时常报导政局战况,对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关注,时常想念滞留在北大的同事。济安非常喜欢香港,但人地生疏,言语不通,阮囊羞涩,也常常向志清诉苦,对在港的亲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谓来自上海的“白华”,时有详尽的描述。


夏志清(后排右)、夏济安(后排左)1947年摄于上海照相馆,前排依次为夏父、夏母及妹妹夏玉瑛

(二)

济安从小有理想,有抱负,广交游,有外交长才。志清却是一个随遇而安,只知读书的好学生,他除了同班同学外,没有朋友。譬如宋奇先生(1919–1996)即济安在光华大学的同学。宋奇来访,总是看见志清安静地读书,偶遇济安外出,即同志清聊天,抗战末期,济安去了内地后,宋奇仍常来看志清,谈论文学,借书给志清。志清在上海初会钱锺书也是在宋奇家里。他写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时,宋奇寄给他许多书,特别推荐张爱玲与钱锺书,对《小说史》的形成,有很大的贡献。宋奇是中国戏剧先驱宋春舫(1892–1938)的哲嗣,家道殷实,相形之下,夏家太穷了,所以在济安与志清的笔下,常说他们家穷。其实他们家境小康,不能算穷。

他们的父亲夏大栋先生,因早年丧父,辍学经商,娶何韵芝为妻,育有子女六人:济安居长,大志清五岁,三个弟弟夭折,六妹玉瑛,比志清小十四岁,与济安相差十九岁。父亲长年在外经商,济安就负起管教妹妹的责任。玉瑛对大哥有几分敬畏,对二哥却是友爱与依赖。特别是父亲与济安到了内地以后,家中只剩下母亲、志清与玉瑛。志清对幼妹,非常爱护。他母亲不识字,生活全靠父亲接济,父亲的汇款,不能按时收到,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,与沪江的同学相比之下,也是穷。

济安中小学读的都是名校,有些同学,后来都成为名人。志清读的都是普通学校。他初进沪江时,觉得自己的英文口语比不上来自教会学校的同学,但他的造句却得到老师的赞赏,大二时他就是公认的好学生了。他们班上最有成就的就是他和张心沧(1923–2004)。张心沧也是系出名门,父亲是吴佩孚的幕僚张其锽(1877–1927),母亲聂其德是曾国藩的外孙女,有显赫的家世。志清同班要好的同学,除了心沧,还有陆文渊、吴新民及心沧当时的女友、后来的妻子丁念庄。他们都来自富有的家庭,难怪志清篇篇文章说自己穷了。

志清大学毕业后,考取了海关,在外滩江海关工作了一年,抗战胜利后,随父执去台湾航务局任职。济安从昆明回到上海,觉得志清做公务员没有前途,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。1946年9月兄弟二人携手北上,到了北大不足半年,志清报考李氏奖金(Li Foundation),写了一篇讨论英国诗人布莱克(Blake,1757–1827)的文章,很得著名文评家燕卜荪(Empson,1906–1984)欣赏,获得文科奖金,引起了“公愤”。西语系落选的讲员助教,联袂向校长胡适抗议,谓此奖金只应颁给北大和联大的毕业生,怎么可以给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夏志清?

胡适秉公处理,仍然把李氏奖金颁给夏志清,志清得以负笈美国。胡适似乎对教会学校有偏见,召见志清时,一听志清是沪江毕业,脸色即刻沉下来,不鼓励志清申请名校。当时奥柏林学院(Oberlin College)的真立夫(Jelliffe)教授正在北大客座,志清就申请了奥柏林,也申请了垦吟学院(Kenyon College)。这两所学校,以大学部(undergraduate)著称,都不适合志清。蒙“新批评”学派的领袖蓝荪(Ransom,1888–1974)赏识,写信给Brooks(1906–1994)推荐志清去耶鲁就读。志清何其有幸,得到“新批评”学派三位健将的青睐。

志清一生跟“穷”脱不了关系,因为他从1950年起就接济上海的家,一直到1987年,从没有机会储蓄。在沪江,在耶鲁,没有余钱约会女孩子,只好用功读书,唯一的娱乐是看美国电影,其实他看电影,也是当一门学问来研究的。没有女友,既省钱又省心,能够专心读书,在耶鲁三年半,即获得英文系的博士,之后请得洛克菲勒基金,写了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为自己奠定了学术地位,也为现代文学在美国大学里开辟了一席之地。

(三)

济安为弟弟的成就很感骄傲,常对人说:“你们到纽约找我弟弟,他会请你们吃饭。”我1961–1963年在柏克莱读书,我和朋友在一个小饭馆,巧遇济安,他就对我们说过这话。我当时不信夏志清真会请哥哥的学生吃饭。直到我和志清结婚,才知此话不假,济安的朋友学生,志清都尽心招待。济安维护弟弟,也是不遗余力。

1963年春天,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小型的讨论会,听济安滔滔不绝地发言,原来他在驳斥普实克(Pr??ek,1906–1980)对《小说史》的批评,为志清辩护。他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快,有些口吃,不修边幅,是个平易近人的好老师。他的学生刘绍铭曾对我说跟济安师有说不完的话,与志清却无话可谈。志清说话更快,而且前言不接后语,与其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,不如说些即兴妙语,使大家开怀大笑,私下也很少谈学问,指导学生,就是改他们的文章,叫他们去看书。

话说1967年9月我来哥大工作,暂时被安排在我老板丁爱博(Albert Dien)教授的办公室,翌日进来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闻大名的夏志清教授。夏志清,长脸属国字型,身高中等,衣着整洁,举动快捷,有些紧张的样子,乍看长相举止一点也不像夏济安。细看他们的照片,二人都是浓眉,大眼,直鼻,薄唇,来自他们的父母。志清脸长,像父亲,济安脸圆,像母亲。

济安与志清,虽个性不同,但兴趣相投,他们都喜好文学,爱看电影,听京戏。济安交游广,童芷苓,张君秋,都是他的朋友。兄弟二人在信里,除了谈论时政家事外,就讲文学,评电影,品京剧,也月旦人物,更多的时候是谈女人与婚姻。1947年,济安已年过三十,尚未娶亲,是他们父母的一桩心事。济安感情丰富,每交女友,即迫不及待地赶紧写信给弟弟,志清必为之打气,济安每次失恋,志清必诉说自己失恋的往事安慰哥哥。二人对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,济安奉行一夫一妻制,一生只结一次婚,如不能跟心爱的女子结婚,宁肯独身。志清却把结婚,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经验。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,也要结婚,结了婚,私下还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权利。

正因为济安把婚姻看得太神圣,终生未娶。我读济安的日记,知道他内心很痛苦,他的日记是不愿意给别人看的,志清不顾济安的隐私,在1975年发表了《夏济安日记》(时报文化出版)。志清觉得济安记下了抗战末期的政局、物价,是真实的史料,暗恋李彦,对爱情的专一,更难能可贵。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,志清要发表他与济安的通信。记得2010年,在志清九十岁的宴会上,主桌上有些贵宾,当年是中学生,都看过《夏济安日记》,对济安的情操,赞口不绝。

(四)

志清1982年以前不写日记,往往以写信代替日记。他写过几篇散文,讲他童年与求学的经过,在《耶鲁三年半》里(见《联合文学》第212期,2002年6月),即提到计划发表兄弟二人的通信,从而有助于研究文学的学者对夏氏兄弟学术的了解。若在世,今年济安九十九岁,志清九十四岁,他们平辈的朋友大半作古,学生也是古稀耄耋,其中不乏大学者,名作家,为求真起见,不改信中的人名。他们对朋友是褒多于贬,希望他们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,这些后辈也可从信中了解他们父母离乡背井,在人地两生之地谋生的艰辛。

济安的信,有的是从右至左,由上而下直书;有的是从左至右横书,格式不一,字大,容易辨认,夹杂的英文也不多。志清的信都是从右至左,由上而下直书。志清为了省纸,常常不分段,他最早的两封信,已在1988年分别发表于《联合文学》(2月7–8日)和《香港文学》(5月),篇名《四十年前的两封信》,采用的是“散文”体。分段后,加上“按语”,介绍人名时往往加上自己的意见。现在收入《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(卷一)》,由季进教授重新作注。

这些信,大部分有信封,可是年久,邮戳模糊,信封破损,按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,着实花了我不少时间。因为他们的信,照中国人的习惯,只写日期没有年代。志清初抵美国,非常节省,用的是劣纸,信纸多有裂痕,字写得虽清秀,但太小。夹杂的英文又多,一字不误地解读他的旧信,实属不易。为避免错误,有时我得去图书馆,我三十年不进图书馆,现在重做研究,别有一番滋味。济安的信虽然字大,也有看不清的地方,他曾潜心研究桥牌,为了辨认第九十二封信里的英文字,我特地上网,只花了一块钱,就买到了桥牌高手Culbertson(1891–1955)的Contract Bridge Complete—The Golden book of Bidding and Play (Philadelphia, Chicago: The John C. Winston Company, 1936),找出“Self Teacher”这个准则。这本书封面金底红边,黑字仍然亮丽。书身宽4?寸,长7寸,厚1?寸,握在手里,感触良多。一本绝版的老书,竟不值一张地铁的车票,在纽约乘一趟地铁,还得花上两二元五角钱呢!

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,与志清相识,1969年结婚,对他的家庭,求学的经过,都是从文章里看来的。他的朋友学生倒是见过不少,留在上海的亲戚一个也不认识。信中所提到的亲戚,全赖六妹玉瑛指认。感谢季进率领苏州大学的同学,用最短的时间,排除万难,把这些字迹模糊的旧信正确地输入计算机,并且做了七百多条简要的注解,保证了《书信集》第一卷的如期出版,真是功德无量。我忝为主编,其实是王德威策划,季进编注。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没有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的支持,这《书信集》无从问世。志清在天乐观其愿望之实现,对德威、季进、金伦也是非常感激的。我在此代表志清向王德威教授、季进教授、苏州大学的同学、胡金伦总编辑、联经出版公司的同仁及六妹玉瑛致以衷心的谢意。

[责任编辑:魏冰心 PN070]

责任编辑:魏冰心 PN070

标签: 夏志清 夏济安 文学史 文学 文学批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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